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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中共邪說浸染下一再升官的邱書記，究竟對中共黨史了解多少，還是很值得懷疑的。要知道，新成立的「五四運動研究中心」如果秉持學術規範，將真正的歷史公諸於眾，那一定會打邱書記和中共的臉。以下是這其中的真相。
一、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反對遊行。
據脫離中共的前高官張國燾《我的回憶》記載，5月4日，北大學生是從北大舊校址沙灘紅樓開始遊行的。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曾追上學生，苦口婆心地勸阻學生不要遊行。作為遊行示威學生領袖之一的張國燾站了出來，駁斥蔡元培道：「蔡校長，這事與你無關！你本來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這樣，張國燾和北大的同學們，硬是把蔡校長給攆走了。
二、警察被要求文明對待學生，學生則暴力相向。
抗議學生在向外國使館提交了《陳情書》後，直奔交通總長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趙家樓。彼時北洋政府派了3、40名警察到其家保護，但他們告訴曹汝霖：「上面有指示，要求我們這些警察務必文明對待遊行示威的學生。所以，我們這次連警棍都沒有帶，不知怎樣保護你才好。」
最終，警察們想出了在曹家大門貼封條的辦法，來阻擋學生，但憤怒的學生卻衝破了政府的封條，衝進了曹家，還有學生拿起石頭砸向曹汝霖年邁、癱瘓的老父親。之後又「火燒趙家樓」，暴打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外交官員章宗祥，將其打成腦震盪。如此暴力，不知是誰教唆？而警察們限於命令，無力干涉。直等到北京市警察局長吳炳湘率兵趕到，才將學生趕走。
三、民國政府反對鎮壓，釋放學生。
學生打人的消息傳出後，北京衛戍司令段芝貴立即放話：「老子我要派部隊進京，嚇唬嚇唬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學生！」民國北京政府總理錢能訓聞聽後，立即反對：「中華民國的國防軍隊，是一支對外的武裝，怎麼可以用來對付自己的老百姓？！」結果是，軍隊沒有進駐北京，被捕的學生也很快被釋放了。
台灣作家龍應台在《天長地久》中曾提到，彼時被抓的學生們卻拒絕出獄，因為一出獄，緊張對峙的氛圍就沒有了，而運動需要對峙氛圍的加溫。到了次日，軍警來哀求學生出獄。羅家倫說，車子來接學生回家，一個總務處長對學生打躬作揖說：「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
此外，民國北京政府基於民意，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並撤了曹、章、陸三名親日派高官的職務。
民國政府善待學生，與中共暴力鎮壓學生、民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四、被稱為五四「第一烈士」的郭欽光實則是病死。
「五四運動」中，引發全國各界激烈反響並導致抗議升級的直接導火線是北大學生郭欽光之死，他也是運動中唯一死去的學生，因此被稱為五四「第一烈士」。根據林輝撰寫的文章〈五四運動「第一烈士」是歷史的贗品〉，郭欽光是病死的，而非被打死。
當時北大學生領袖之一、也是五四運動的積極組織者的羅家倫在民國二十年口述的文章〈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對郭欽光之死的記述如下：
被打的章宗祥還沒有脫離危險，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學生們顯然還在擔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問罪。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候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訂下一個策略。北大學生狄君武提議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傭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人，當眾痛哭郭烈士。
按照台灣作家龍應台的說法，「一個五四烈士就誕生了。追悼會與鮮花，日日上揚。」歷史的贗品就這樣出爐了。各地還為此出現了更多的抗議活動，而其與北大學生打人等違法行徑卻在「愛國」的名義下被忽略了。毫無疑問，將他的死亡與「五四運動」直接聯繫在一起，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策略。
五、「五四運動」是一場鬧劇。
香港學者馮學榮的研究表明，「五四運動，除了打傷一個人、燒毀一棟房、撤了三個官、留下暴力的火種之外，沒有什麼裨益可言。」「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一場胡鬧，僅此而已。」
當年的大知識分子梁漱溟也曾發表社論、譴責大學生的暴力行為。他表示，我們不應該在愛國的名號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這是不對的。他提到：「我寧願這些學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監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當然更好」，「如果我是這些學生，我寧願真的坐這個牢，因為我確實犯了錯」。
也就是說，「五四運動」對中國的發展毫無益處，其唯一的後果就是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此，共產黨開始了禍亂中華的歷史。
六、誤導學生的李大釗也是個賣國者。
1917年底至1927年初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釗，是最早在大學傳播、講授馬克思主義之人。他也是把歷史唯物主義引進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第一人，對引入共產邪靈、毒害中國人、毒害傳統學術亦種下了天大的罪業。
根據林輝的文章〈李大釗誤導北大學生同時也在賣國〉，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中扮演了不可低估的角色。史載，「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動後的當天晚上，學生領袖們就來到北大李大釗的圖書館辦公室，向他匯報當天所發生的事件。李大釗還要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將「五四運動」擴大到其他城市中去，要與民眾「打成一氣」。在響應這一號召的人當中，就有李大釗的學生、後來成為中共黨員的鄧中夏。無疑，中共利用「五四運動」，加強了宣傳，使更多的年輕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此走上了歧途。
而李大釗在引導學生走向歧途的同時，還與蘇俄勾結，秉承蘇俄旨意，支持蘇俄在外蒙駐軍，贊成外蒙古獨立，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等。
1925年，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他遂逃入東交民巷蘇聯兵營。1927年4月，李大釗等35人和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被逮捕。被起獲的大量證據表明，李大釗不僅參與了軍事諜報工作，而且參與了顛覆政府的活動，因此被判處死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今被中共和北大大肆宣揚的李大釗，在文革爆發後，卻被中共打成了「大叛徒」，其長子、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也成了全國第一個在北京遊街的省委書記。除了李葆華一家受到牽連外，李大釗的其他幾個子女李光華、李欣華、李星華和李炎華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而他們的遭遇甚少見於報端。這難道不是報應？
對於上述真相，北大「五四運動研究中心」應是絕對不敢公開的，否則相關教師的教職不保，邱書記的官位不保，中共的醜惡歷史也將公諸於眾了。既然真相不敢公開，這樣的研究中心又有何用呢？不過又是個緊跟中共唱讚歌的擺設而已，寫出的垃圾文章誰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