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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想想，這位男青年或許是被「因病返貧」嚇破了膽。但他是否想過，中國大量的「因病返貧」的那些人未必就沒有醫保卡。所謂「返貧」，也就意味著這些人至少曾經「富」過。比如說，收入還算殷實的中產人士、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們大多都屬於積極納稅、能上繳保險的穩定人群。但「因病返貧」的說法，卻是從他們當中流傳開來的。
即便如此，那位男青年的恐懼和擔憂也並非毫無道理。早在2009年，《華盛頓郵報》就曾報導，中國「有超過3億的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2014年，有文章披露，「農村老人因老無所醫自殺率頻頻升高，自殺人群80%來自農村老人」；「處於人生夕陽階段的農村老人，近九成疾病風險時得不到政府的救助，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藥是農村老人普遍現象」。
假如相親的女青年的父母生活在農村，自身財力有限的男青年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情有可原的。畢竟，沒有人願意生活在擔心老人因老無所醫而選擇自殺的惴惴不安中。實際上，該男青年有此要求，就已表明，如今在大陸，有醫保卡的老人並不算多，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但問題是，老人有醫保卡又如何呢？他們的子女就能高枕無憂？
按照「超過3億的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來算，中國似乎還有不少人是有醫保卡的。然而，連中產階層都避免不了「因病返貧」，那麼普通的工薪階層就更難說了。根據《華盛頓郵報》2009年的報道，「在中國，即使是那些加入醫療保險計劃的老百姓也經常收到大額醫療帳單，他們必須支付大部分的門診服務費和藥物費」。中共官方也不怕公開承認，「2005年的個人醫療保健現款支出和1980年相比，高出了100多倍」；「病人自付費用增長之快，大大的超過了人均收入和全國醫療支出的增長額度」。
中國某心臟病患者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接受過兩次手術，「花費超過1萬5千美元，這個金額約5倍於中國的人均收入」。然而，政府卻只負擔其中的60%，他手術後需要的藥物和氧氣，政府是完全不負責的。還有親歷者發帖稱，「在看病過程中，醫保的門檻設得非常多」；「一萬多塊錢的費用只報了一千多塊錢」；「這些限制給老百姓看病造成了很大困難」。
可見，中國人要只靠醫保卡，是看不好病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那位男青年要求女方父母有醫保，雖不過分，但解決不了任何現實難題。當然，這只是針對普通的大陸男青年來說的，不包括高幹子弟。
多年前，中國有專家披露，「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他們享受的是免費醫療，他們屬於公費醫療體系，司局級以上基本上是全免費的」。此外，中共官方的調查報告也顯示，「在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當80%的公共醫療費用都花在了「黨政幹部」的身上時，老百姓不就得為自己的求醫問藥買單嗎？難怪有專家透露，「他們（高幹）中的一些人不願意給老百姓免費醫療」。
2003年，《當代中國研究》有文章指出了中國官民在醫療上的懸殊待遇，「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離退休高幹卻長年占據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一年開支50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元」；「目前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權城市」；「中國（醫療）衛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四」。
中共獨裁之下，能在醫療上享受特權的除了高幹之外，還有不斷充實著官僚隊伍的公務員。2013年，中國各地的公費醫療改革可謂是雷聲大、雨點小。不少陸媒撰文指出，「公費醫療改革之後，公務員群體所受影響極為有限，原因在於公共財政為其提供了補貼」。而這樣做，只是為了「確保公務員群體看病報銷補償水平不下降」。
由此不難看出，「公費醫療」和「免費醫療」真是水火不相容。無法相容的原因顯然就是，一枚硬幣不能掰開兩半花。公共財政既然取之於民，就該屬於國民，而非權貴所私有。中共集團一旦挪為己用，那就是貪贓枉法、非奸即盜。
然而，這個盜賊搶了錢不說，還假惺惺的施捨。中共給國民報銷的那點醫藥費，很快就能從醫藥價格的一漲再漲中找補回來。最終人們發現，沒醫保卡還好點，一拿醫保卡，醫院會讓你花的更多。假如那位相親的小伙兒明白這個道理，想必也就不會提什麼醫保卡的事兒了。說不定，還能成就一段好姻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