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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連續第四年成為最嚴重的網路自由侵害者
庫克在發言中揭示的第一個趨勢是，中國網路審查力度擴大，而且更加自動化。自由之家每年在全球65個國家對網路自由進行年度評估，去年中國連續第四年成為網路自由最嚴重的侵害者。
「中（共）國今天的得分與10年前我們啟動該項目時相比，顯著下降，因此，世界上網路限制最嚴的地方不是北韓，而是中國。如今的中國人甚至不如10年前中國人能夠擁有的自由、通訊和匿名程度，網路自由空間在過去十年中已經大大縮小了。」
據自由之家的調查，2018年和2019年侵害網路自由方式之一就是內容刪除、網站關閉和社交媒體帳戶刪除，其規模正在擴大。
「過去的情況是，如果你寫了一些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東西，或者社交媒體公司害怕自己陷入困境，評論就會被刪除，而這種評論仍然在大規模出現，但我們看到人們真實的完整帳戶正在被刪除，特別是在微信上。」
庫克表示，微信，在今天中國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整個帳戶被關閉，我們也看到在娛樂、約會、名人八卦等網站更多的非政治話題被刪除和限制，越來越多中國的應用程式中能夠自動化審查更多資訊，而且（中共）利用人工智慧擴大了審查的複雜性和廣度。」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囚禁記者的監獄
庫克揭示的第二個趨勢是，中共越來越多地訴諸法律報復，「不只是你的評論將被審查，人們基本上被拘留、監禁。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囚禁記者的監獄，我們確實看到案件，甚至最近有一個專業記者因揭露腐敗，被判處15年監禁。」
自由之家發現，實際上專業記者仍然占中國公民中相當小的比例。「他們因分享資訊而被拘留或監禁，這主要是因為媒體的審查制度化，不允許他們報導，甚至出版。當你看到囚禁的記者名單時，會看到很多公民記者、部落格作者和活動家、維吾爾族和藏族等少數民族，但就網上發表言論而被拘留的普通中國公民的人數而言，這仍然算不上滄海一粟。」
庫克在研究中發現，幾年前被認為是安全的網路行為，如今遭到打壓。她說：「從基層網站和人權團體的報告中，我們看到了法庭的判決，因此，我們已經看到的事實是，在中國，各類中國公民都在冒著被拘留或抓捕的風險。網上訪問或共享資訊的法律報復活動也有所擴大——因此我們看到更多使用推特（twitter）的人被警方傳喚，我們看到那些被拘留甚至被判刑的人，他們要麼經常使用各種工具，讓人們跳過防火牆，用五花八門的方式經營公民社會或人權的相關網站，都被判長期監禁，所有這些活動在幾年前，還被認為是在紅線的安全一面。」
她解釋說，「所以這也是我們看到的，疫情期間，像李文亮和一些其他醫生在相對私人的聊天小組，與同事分享說新病毒出現了，提醒人們採取預防措施。他們沒想到他們將面臨某種法律報復，但後來他們遭到報復了。他受到責備，被迫收回自己的言論，並簽署非常有『共產黨特色』的悔過書。」
「很多普通微信用戶被判入獄，面臨起訴。」她舉了一個例子，一個人並沒有在微信上寫東西，只是主持了一個受歡迎的微信帳戶，這個帳戶從中國境外為防火牆內的人提供新聞分享，他就被判處2年監禁。
她舉例說，廣東省一名教授因張貼有關中國法輪功修煉者遭受迫害的圖片而被判入獄3年半；一位22歲的藏族僧侶因表達對北京有關藏語的政策擔憂而被捕，而新疆的維吾爾人則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拘留和判刑，有一個案例是，一個24歲的前足球運動員，他被送到再教育營，因為他使用微信聯繫已經逃離中國的家庭成員，庫克認為，這「只是冰山一角，實際上發生在中國，普通用戶，特別是微信面臨法律的影響。」
中國調查記者減半 團隊被解散
庫克談到的第三種趨勢是中國記者長期在一個極其嚴格的媒體環境中，自2013年以來，調查性新聞的空間縮小了。
事實上，調查記者的實際數量已經下降，因此一些中國學者的一項研究發現，2011年至2017年間，中國調查記者的數量減少了近一半，甚至自那以後，中國一些真正領先的調查記者團隊被解散，很多調查團隊都出現在面向商業的新聞媒體上，不是《人民日報》或中央電視臺等主要國有媒體，而是規模較小的，但能夠更自主的部分國有的商業導向的媒體。但這些媒體也有很多被關閉，他們的調查新聞團隊已被消滅，甚至記者們寫的每篇文章，都將面臨各種新的控制。特別是2019年，這個趨勢自出現後，在不斷演變。
疫情期間中共迫害加劇
自由之家分析了很多中共的審查指令發現，疫情期間，中共審查和被認為是敏感資訊的主題也擴大了，從以往的暴露侵犯人權的關鍵資訊如天安門廣場、西藏、法輪功、維吾爾人、民主運動等發展到關於公共衛生和安全的資訊，系統審查和限制，目前甚至圍繞中國的公共衛生和安全的主題。
庫克認為，中國警察不遺餘力地壓制獨立的資訊來源，特別是在武漢疫情的高峰期，能夠從內部拍攝城市疫情狀況的一些勇敢的公民記者，被拘留，其中一個已經回家，但兩個還是杳無音訊。
庫克解釋，這些實際上只是冰山一角，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維護者已經記錄了近900個中國網路用戶，4月初，被以所謂「散布謠言」的罪名被拘留。但從案件的細節，很清楚地顯示，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是在報導他們生活或社區裡發生的事情，特別是在武漢，或者批評中國政府的反應，而不是所謂「惡意傳播某種有關這一流行病的虛假資訊」。
庫克從法輪功大法資訊中心的報告了解到，中國各地逮捕法輪功修煉者的人數也呈上升趨勢，包括許多人只是試圖分享有關該流行病的未經審查的新聞或跳過防火牆的工具。
另外，庫克說，像微信這樣的社交媒體平臺已經破解了大量個人帳戶，許多人分享著無害的事實，國家批准的內容，但這些人的帳戶在疫情中被關閉，人們被封鎖，他們無法聯繫到家人，他們不得不在網上訂購所有的食物，並用這些帳號才能與外部世界聯繫，而這些帳號一下子就被關閉了，沒有上訴過程，只是突然發生，就是這樣，我們看到大量此類報告。
突破網路封鎖的抗爭
即使如此，庫克還是樂觀地說：「真正鼓舞人心的是一些商業媒體和調查的記者，看看他們願意承擔多少風險，以報導發生在武漢的事件？以往更頻繁的爆料，現在變得更罕見了，所以這些報道真的是脫穎而出。中國的幾個商業化和金融新聞媒體真的試圖超越審查，甚至直接違抗中共。」
自由之家發現，許多中共早期掩蓋疫情的新聞都是由在中國的記者報導出來的，有很多這樣的文章，在中國內部受到審查。但那時，網民們通過更廣泛的方式讓資訊流通，各種創造性的方式繞過審查機構和防火牆，包括各種編碼、表情符號、谷歌翻譯等，讓這些文章在防火牆內分享，然後通過中國之外、港臺等一系列管道和散居在各地的中文網，以及自由亞洲電臺，甚至紐約時報中文網站等；拿到這些故事和資訊後的人，再將其傳回到中國國內。雖然中共對媒體的審查和控制已經收緊，但重要資訊仍然能突破封鎖。
庫克則提出三個建議，一、追究中共外交官的責任，因為他們越來越咄咄逼人，他們從事各種更糟糕的恐嚇，特別是在中國以外的華人社區，但不僅恐嚇廣告商遠離獨立中文媒體，恐嚇記者，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傳播越來越多的傳播虛假資訊。
第二涉及到社交媒體平臺，因為很多受到審查的案例。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中國境外的微信用戶也會被審查，現在在中國境外使用微信的帳戶1億甚至2億人，包括散居海外的華人和東南亞和南亞的很多移民都在使用它。微信打開了一個巨大的大門，操縱各種選舉等，所以應該保持民主社會的標準，而不是讓中國共產黨把鎮壓和審查帶到海外來。
第三是找辦法支持不與中共為伍的中文媒體，並找方法支持記者、支持媒體，因為他們真的面臨一個艱難的戰鬥，「我認為你知道很多現在香港的媒體也將面臨一個更為嚴格的環境，其中很多媒體提供的確實是中國國內人重要的資訊來源。」
本次論壇圍繞三個話題展開中共在疫情期間極力隱瞞真相，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打壓不斷升級；對政治犯和少數民族長期持續的迫害；追責中共掩蓋疫情和侵犯人權的行動。
拉烏爾・沃倫貝格人類中心（RWCHR）執行主任Judith Abitan主持了中共對新聞和言論自由打壓不斷升級的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