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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共打壓影響，臺灣今年再度不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等組織。國防安全研究院表示，INTERPOL中的紅色通報系統，儼然已成中共擴張海外威逼手段、打壓海外異己的工具，且威權國家可透過經費援助，強化在INTERPOL內的影響力。
國際刑警組織秘書長史托克（Jürgen Stock）本月17日表示，因國際刑警組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代表，臺灣是中國一部分，所以無法給予臺灣觀察員地位。對此，臺灣外交部表達高度遺憾和嚴正不滿，並認為這項決定是以政治考量凌駕警政專業。
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近日發表即時評析，該研究院的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一逵以「簡析威權勢力對『國際刑警組織』滲透之影響」為題進行分析。
楊一逵表示，各界近年對國際刑警組織批判聲浪不斷，原因之一就是威權國家似乎正在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的全球「紅色通報」（Red Notice）系統，擴張海外威逼手段，打壓海外異議分子。
紅色通報是國際刑警組織要求會員國協助偵查，提供情報與定位特定人士的全球機制。楊一逵說，理論上，紅色通報僅為預警與情報交換機制，但實踐上，許多會員國往往因為該通報，而直接鎖定、拘留與移送通報上公布之人員，造成威權國家另類的長臂管轄。
以巴林（Bahrain）政治難民足球明星阿雷比（Hakeem al-Araibi）為例，他2019年1月前往泰國時，因巴林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紅色通報」而遭到泰國政府拘留，飛機一落地就被上銬，雖然泰國政府最終並未將阿雷比遣返巴林，但仍拘禁他77天。
楊一逵說，中共是濫用國際刑警組織全球紅色通報系統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研究顯示，自2000年至2020年間，中共發布的紅色通報數量增加10倍。
根據中共公安部資訊揭露，中共每年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管道處理的案件約3,000件起，其中紅色通報的案件最少有500件。楊一逵表示，中共每年超過數千件的國際案件，是透過紅色通報以外的系統偵辦進行，國際刑警組織等於無形中擴張中共在國際的執法能力。
非民主國家 掌握INTERPOL多數投票
另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資料顯示，2020年前20大國際刑警組織公開經費貢獻最高的國家，14個國家被評為自由，2個國家被評為部分自由，4個國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國、俄國與卡達）被評為不自由。
楊一逵表示，民主自由國家貢獻至國際刑警組織的經費，高於非民主國家，但在「一國一票」的規則下，國際刑警組織內自由國家的票數為77，投票影響力僅占整體票數的四成；而部分自由國家的票數為58，而不自由國家的票數為54。結果導致，部分民主與非民主的國家，可以決定投票結果。
經費捐贈 恐成威權國家擴張影響力管道
國際刑警組織每年所需經費約1億4,500萬歐元，其中5,900萬來自會員國的貢獻，而美國為最大經費捐贈國，其次為日本、德國、法國、英國與中共。
由於絕大多數經費需仰賴國際行為者，依據計劃或專案推動的「自願贊助」（Voluntary Funding）支持，導致威權國家有機會藉著專案合作，貢獻經費，並進一步延伸影響力，逐步加大國際刑警組織對透明度較低資金的依賴。
以「建立更安全的世界國際刑警組織基金會」（INTERPOL Foundation for a Safer World）為例，該基金會是國際刑警組織主要的經費捐贈者之一，而該組織則是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捐贈創立。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於2021年表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持續嚴重侵犯人權，任意拘留、殘忍對待被拘留者、壓制言論自由與侵犯隱私權。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前內政部督察長阿萊希（Ahmed Naser al-Raisi）仍於當年獲選為國際刑警組織的新任主席。
此外，中共也發生類似情況，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於國際刑警組織第86屆全體大會公開宣示，要加大對該組織全球行動的支援後，中共公安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胡彬郴，便於2021年11月25日獲選為「國際刑警組織」亞洲地區執行委員。
楊一逵表示，從結果顯示，中共的影響力已深入國際刑警組織的行政與決策體系，威權國家似乎可以透過經費援助，強化其在國際刑警組織內的影響力，若想要改革國際刑警組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