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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指出，中共的社會信用制度，讓每一個人最後變成一張卡，卡上面有所有的數據，包括去圖書館借書、借書類型、看書、買書、健康狀態、看病、家屬等，全都在裡面，連這些都能控制，媒體還不受控制嗎？社交媒體臉書很快也要進入中國大陸，到時中共掌控的數據就更多了，比歐威爾《一九八四》、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所描寫的情節更恐怖。
廖天琪表示，中共投入大量資金建立防火牆，他們有個金盾工程計畫，專門用來控制網路。中共10年前網路警察就多達35萬，再加上網軍五毛黨，控制網路的打手現在一定更多。中共用各種方法控制網路，最主要是從技術方面，現在中國有大數據，網路控制超乎想像。
旅德中國流亡作家田牧（本名潘永忠）說，他在微信、臉書都有自己的群組，微信群組才加了10幾人，他再進入帳號時，就接到警告不能再加人，這就是網警攔截，這還算好讓他的帳號能「生存」下去。他發文或轉發文，一幫五毛在發文底下留些沒用的話搗蛋。五毛整天泡在網上，接受中共指派、控制，並不是真正社會的聲音。此外，盡管在海外，網絡聲音再大，中共只要認為受到威脅，馬上就封鎖。
中共黑手 干預港台出版自由
中共利用金錢等誘因，染指海外華文媒體包括台灣部分媒體。廖天琪指出，銅鑼灣書店事件，使得香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業、經銷業有巨大的改變。在台灣，據她了解，台灣的新聞媒體也已經有形或無形的有些改變，這個改變大家比她更清楚，她只能說中國大陸的手已經伸到海外的華文媒體。
廖天琪表示，很多發聲若涉及特定主題如台灣、西藏、自由、民主等，在海外華文媒體中很難出版或跟讀者見面。這個世界經濟利益常常被放在第一位，西方很多國家明知中共踐踏人權、控制新聞、限制言論自由，犯下了很嚴重的錯誤、罪行，但他們還是閉著眼睛。
廖天琪說，在數據時代，寫作、出版、讀者閱讀習慣都改變了，中共的審查制度以前打壓書面媒體，現在則是控制電子媒體，用鋼鐵長城、防火牆打壓。中共以為他們可以用他們的權力、用錢壓制一切，其實行不通。電子時代，有網路就可以散發（言論），把個人的意見全部說出來，有很多的空隙，被中共打壓的台灣要善於利用。
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表示，中共的審查制度出版社感同身受，因為台灣的書可以在香港出售的機會越來越少，台灣很多書也比較不容易在香港買得到。日前有中國的書店同行到允晨挑一些書，他選書的時候告訴廖志峰，書的封面有自由、台灣、民主等詞彙不能選。「中國的學者都知道中國或台灣發生什麼事，問題是底層一般民眾不太曉得這段歷史的空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台灣的出版角色就變得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