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金昭宇：「Tommi是開車去赫爾辛基機場接我的，當時正好是夏天，就是晚上不會有黑夜，24小時都是有太陽的白天。他準備從南部開車回北部，這樣我可以看到從南到北一路的風景。
「結果開到半路的時候我的生意合夥人就給我打電話，說你媽媽又被抓了。那個時候是2008年，當時很多人都被抓了，就是有律師、維權的人士、還有很多的法輪功學員，其中一個是我媽媽。」
看完整影片»
金昭宇妹妹金昭寰：「當時我是在放學的路上，回到家的時候，我就看到我家大院子裡面擺了很多我家裡的那些物品，我當時第一反應就是，是不是又來我家抓人了，因為我經歷過很多這樣的事情。我家是住在五樓，可是當電梯到四樓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應該把自己藏起來，如果我也被他們帶走了的話，就沒有人告訴我姐姐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從4樓的樓梯爬上去，在那個樓梯口，然後探頭看到，哦，家裡有好多好多的那些警察，非常地忙碌的在搬著我家的東西往外運，我甚至還看到他們，把我媽媽帶走的時候，還在我家門上貼了封條。
「我還聽到我媽媽到了最後還說，『啊，我小女兒她沒有家裡的鑰匙，她回到家開不開門怎麼辦？』但是我又沒有勇氣說衝上去，跟他們撕扯說放開我的媽媽，當時整個人就傻到那裡。」
金昭宇：「我當時的想法就是，我要馬上回去。但是Tommi說，『你現在回去，那不是直接進監獄麼？』那我當時就在想，既然我現在已經不在中國了，我現在是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要為我媽媽做以前不可以做的事情。
「這張照片是我們認識的時候，2004年冬天的時候拍的。」
金昭宇丈夫Tommi Ylisirkka：「那是在鄭州的一間酒吧，我們初次見面的地方。我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她有點害羞，因為她說不了幾句英文。
金昭宇：「然後Tommi就走過來問我要電話號碼，呵呵。」
Tommi：「說不上來為什麼，就是想多瞭解她一些。」
金昭宇：「當時沒有給，但是後來給他了。
「他一個外國人人生地不熟，在當地也沒有朋友，他一趟一趟的來看我，堅持了四年，就給我感動了。
「那個時候是我生意做得最好的時候。大概19歲的時候，是我的一個朋友借給我了4000塊錢，讓我開始的。我是在一個服裝街上租了那個服裝店的一面牆，然後過了幾個月以後，生意的成本就回來了，然後就開了一個店。過了幾年又搬到更好一點的地方，後來就開了自己的專賣店，有自己的品牌，商場也有專櫃，給媽媽還買了兩套房子。
「我小時候對媽媽的印象，她非常的嚴厲。當時在廣東的時候，我父親有了外遇，我母親又一個人帶著我和妹妹去了另外一個城市。
「我媽媽那個時候身體越來越差，臉上就開始長很大很大的斑塊。後來去檢查，去了一家醫院又去一家醫院，去了有五家醫院，結論都是一個，就是她患上了肝癌。醫生都勸她說：『哎呀你不要治了，因為這個第一很花錢，第二根本都治不好，你就剩一年了。』
「當時（她）練的是另外一種氣功，但是練了很多年都沒有好，也是每天一大早就要去公園裡煉功，然後旁邊就是煉法輪功的。後來就有一個阿姨就介紹媽媽煉法輪功。她煉了幾個月就好了。
「她不光是身體好了，她的脾氣也變化很大。她以前是對我很苛刻的一個人，脾氣也非常的暴躁，但是煉功以後，她最大的變化就是她的脾氣變了，就變好了。」
沒過多久，中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
金昭寰：「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我的媽媽被抓走，然後被迫害，迫害得奄奄一息之後，就被丟回來。姐姐很辛苦的工作，然後還要操我媽媽的心，還要跟那些警察就是打交道，還要跑關係，還要送錢、買禮物給他們。
「零五年、零六年的時候吧，好像是跟媽媽一下分開三年之久，第一次重逢，我們又一家人聚在一起過新年。就感覺，啊，好像媽媽這次放回來會永遠跟我們在一起。我們家裡買了好多好多好吃的，然後對我來講就感覺已經很幸福了。」
金昭宇：「因為我的媽媽和我妹妹在中國，我的生意也在中國，我的根就在中國，所以我在想，我永遠都不會來芬蘭。」
「Tommi為了要跟我在一起，後來他就嘗試在中國留下來，我們就去辦很多手續，但是他們都暗示就是要給他們請客啊、送禮啊，這就讓Tommi很反感。」
Tommi：「我們芬蘭人很直接，需要什麼就直說。但在中國，你必須來點私下的東西，得請客吃飯之類的。」
金昭宇：「那段時間我們就決定要分手。後來我覺得如果放棄這個人太可惜了，想要來看一看，看一看芬蘭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金昭寰：「送她走的那一天，我的記憶非常的清楚、深刻，因為那天我和她在一家飯店吃飯，那家飯店打烊了，燈光已經關掉了一半了。總感覺姐姐出國了，去見我未來的姐夫，會很開心的事情，可是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吃的飯，是火鍋，但是總感覺冷冷清清的。」
金昭宇：「抓媽媽的當天，家也被抄了，然後他們把媽媽綁架走以後還要抓妹妹，抓我妹妹的目的就是想抓我，說我是海外反華勢力。
「我媽媽就現在這個時候我媽還在跟他們講，她說：『我女兒那個時候是去看她男朋友的，怎麼會是反華勢力呢？』然後他們說，『她就是！』」
金昭寰：「2個月之後，我在姐姐店裡，國保大隊的人就突然闖進來抓人。工作室也去抄過一遍了，家裡也去抄過一遍了，什麼都沒有找到，他們就把我帶到了翠花路派出所。說今天一定要問出來她的姐姐去了哪裡。他們就讓我坐在那個審犯人的那個凳子上，但是我當時的那種感覺就是，覺得那個凳子，好像非常非常的髒，是給壞人坐的。
「我是很禮貌很尊重的，我說，『叔叔們』，我說，『阿姨們』，我說，『你們也有你們的家庭，你們想一下，如果你們得了癌症，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可是突然有一天你們接觸了氣功，比如法輪功，你們身體變好了。可是這個迫害就是這樣誣陷，你們並沒有想說去跟政府對著幹，你們被抓走了，你們的孩子現在就像我這樣，落到這樣的處境，你們會怎麼辦？』他們當時就沉默了，然後就突然就很凶的說，『你今天如果不把你的姐姐的下落告訴我們，你就別想走出去！』
「從我上午十一、二點就被他們抓走，然後帶著一直在找，到下午五、六點被他們關到這個警察局，又關到八、九點，當時我記得好像天已經很黑了吧，有一個警察阿姨就走過來，她看上去像是領導人的樣子。她就說，『你到底還說不說？她說你不是很想你的母親麼？怎麼樣，我也把你送到監獄跟她關在一起好不好？』
「當時我就看到這個阿姨她的小孩，七、八歲的樣子，好像也在等著她回家，我當時心裡就想，要不你就把我給送到監獄去好了。我說，『我不希望你的孩子，跟你在這裡一直等，我不希望因為你們做這樣的事情，然後影響到你孩子的正常生活，因為她明天還要上學。』
「我當時這麼說的時候，她就一下子就愣住了，她就非常的激動，她說，『那你為什麼，你明明知道我在這裡等你，你為什麼不趕快告訴我呢？』我說，『我確實不知道，我要怎麼回答你？」她當時就說，『我現在把你放回去，你要是看到你的姐姐了，一定要趕快聯繫我們。』」
金昭宇：「手把鑿開了嗎？
「不戴手套可以伸進去。」
2009年，金昭宇和Tommi在一個芬蘭小鎮登記結婚。
金昭宇：「結婚當天我穿的是一件白顏色的毛衣，Tommi穿的是一件黑顏色的毛衣。我們是在市政廳結婚的時候，是神父找來的兩個證婚人，我都不認識。當時覺得很遺憾吧，因為結婚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我媽媽和我妹妹都不在身邊。
「赫爾辛基的法輪功學員為我們辦了一個小型的慶祝會，是在一個法輪功學員的家裡，她們為我們做了蛋糕，做了很多菜，還有餃子。
「當時也沒有這個心情跟我丈夫去度蜜月，心裡就想著趕緊能夠把我媽媽營救出來，所以就找了當地的媒體和大赦國際，開始這個營救的工作。」
Tommi：「我對儸瓦涅米這裡的一切很清楚，我們通常的營救方式就是給陳真萍本人寫信。這是其中一種形式，表示她並沒有被遺忘，在海外也有人知道她的案子，想知道進展情況。」
金昭宇：「當時因為警察要抓她嘛，所以妹妹也不敢回家住了，我跟合夥人就幫她在外面租了一個小公寓。」
金昭寰：「大概兩天以後吧，一天晚上，我就聽到有非常急促的那種敲門聲，然後我就隔著門偷偷的聽，我就聽到有兩個男人說話的聲音，他就問那些走道的鄰居說，『你們知不知道這裡頭住的是一個小女孩？』然後說，『你們知道她經常回家麼？還是怎麼樣？』那些鄰居也不熟嘛，就說，『不知道，我們不知道。』大概過了一個小時之後，他們也沒有破門而入，就說要不我們晚一點再來吧。
「即使這麼恐懼的感覺，我也沒有想到要離開中國，因為我想我的媽媽她還在這個城市，我還是跟她在一起的。」
金昭宇：「後來他們連那個小公寓也不放過，也找到了那裡，我們就想這樣妹妹太危險了，就給她辦了去馬來西亞的簽證。」
金昭寰：「在白雲機場登機的時候，警察一查我的護照就說，你要跟我來一個地方，就把我帶到了一個小房間裡。就說，『你在這裡等一下，我要去找一些人。』我就在想她是不是要去找警察，是不是不允許我離開這個地方，然後我就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跟看小房間的那個人說，我說，『我能去一下廁所麼？』因為她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只是保證我不離開這裡，我就把我身上的行李都留下來了。我說，『你看，我東西都放在這裡，我還是會回來拿的。』所以她就放心我暫時離開。
「當我走到廁所的時候，其實離那個登機處有一段距離，那裡有幾個非常大的那種廣告牌，然後我就站到廣告牌的後面在看，我就發現那個把我攔下來的那個工作人員，她就帶來兩個高高大大的警察，然後一發現我不在了，他們就非常慌忙的想要找我，但是又知道看到我的物品在地上，就在想我是不是只是在附近，所以就開始拿著對講機在那裡說。我當時就想，不行了，我不能再回去拿我的東西了，我一定要離開。」
親人和朋友出於害怕都不敢收留金昭寰
她曾留宿車站 留宿24小時不打烊的商店
金昭宇：「我的妹妹流離失所大概一個月，是芬蘭法輪功學員，她幫助聯繫中國的邊境，幫助我妹妹偷渡到泰國。」
金昭寰：「那個時候大概是五月份的事，我們有很多人，好像除了我會講漢語之外，其他人他們都是講一些方言，我根本都聽不懂。
「不知道為什麼，到了一個地方之後，他們說這個地方必須要走路的方式，而且你要走的很快，但是我一向都是慢動作的人，然後我的腳一踩下去的時候，那個整個泥就包住了我的鞋子，我本來的那個步伐就已經很慢了，想要再把腳拔起來，就好像黏黏的，就更加慢了。
「但是我就看著跟我一起走的那些人，他們都已經漸行漸遠，他們的速度很快。我當時一心急，我就想我不管了，我就把我的鞋子脫了吧，但是誰知道脫了鞋子之後，很多的那些很扎的草還有一些刺就刺到我的腳上了……
「當時心情也很沉重吧，一想到媽媽還在監獄裡，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見到姐姐，不知道什麼時候這條路上會發生什麼事情，當時一看到人沒有了，我就緊張了，開始喊：『等等我！』
「可能他們也聽不懂我在喊什麼，但是他們應該能知道，哦，後面還有一個人，我就看到有一個阿姨飛快的跑過來，拉著我一起往前衝。當她手握著我的時候，我就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吧，覺得有一種鼓勵的感覺，就跟著她就一起就往前跑。」
2010年，歷盡千辛萬苦的金昭寰終於抵達泰國，向聯合國難民署申請庇護。
金昭寰：「有一天在跟姐姐通話的時候，她告訴我說，她在中國賣掉房子的房款被警察給沒收了，沒有任何理由的。我們的朋友也因為幫助我們被牽連，等於說是失蹤了，現在也聯繫不上她。我不知道是為什麼，覺得好像一下子什麼都沒有了，就心裡有種特別的難過的絕望吧，以前就是不知道天塌下來是什麼樣子，但那一次就感受就非常的強烈。
「最艱難的一段時期是，並不是說沒有東西吃，或者經濟上的問題吧，而是每天我也是在正常生活著，我在觀察周圍的人，我發現大家都在按部就班的過著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在想我的生活去了哪裡呢？」
Tommi：「（金昭宇）她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聯繫芬蘭議員、國際大赦、還有媒體。」
大赦國際芬蘭分會成員Roope Kanninen：「我很佩服（金昭宇）她的平和和堅強。想想看她母親的遭遇，想像一下這對她來說有多艱難。她真令人欽佩。」
金昭宇：「芬蘭和英國的大赦國際還有芬蘭的外交部，都有聯繫泰國的UN。還有一些議員寫信，告訴他們儘快地批我妹妹來芬蘭。」
2年後 赫爾辛基國際機場
金昭宇：「等了那麼久等死了。」
金昭寰：「我覺得像在做夢一樣，當時在飛機上的時候就一直在掉眼淚，一直在哭，可是當我真的看到我姐姐的時候，我感覺內心是高興大過於這種悲傷，就是很開心很開心的，根本就哭不出來。
金昭宇：「等了她三年終於我們團聚了。然後身邊的法輪功學員他們也在哭。因為法輪功學員情況都是這樣子，家裡被迫害得家離四散。」
「（把這個）給那個翻譯啊，等會。你看這裡天還是亮的。」
金昭宇：「哎喲！痘痘臉了，我明天來擠啊。」
金昭寰：「你滿臉都是雀斑。」
金昭宇：「雀斑咋了？雀斑也比你的痘痘臉好。」
「哎喲！我的天啊……
「你看我剪頭髮了，你看我。」
「喏從這邊走過去就是市中心，唯一的一條步行街。」
金昭寰：「就這麼小的地方。」
「似乎從小到大，我們都在學習當中，都在聽到人和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可是我真正的感受到這種感覺，是我踏上芬蘭的土地的這一步開始。人與人之間他們不會因為你的貧富而對你說話的態度不同。而且最大的感覺就是安全，我們居住的房子甚至不用鎖門。
「大概從我7歲開始，一直到19歲這幾年當中，一直都在經歷這場迫害，我根本沒有辦法集中精力去學習。」
金昭宇：「妹妹因為修煉法輪功的關係，她在小學的時候，老師就被警察要求在學校裡監視她，然後向警察匯報她每天的情況，她上學放學還被警察跟蹤。從小學一直到她上那個美術學院的時候，然後就被要求退學，就是因為修煉法輪功的關係。」
金昭寰：「當我來到芬蘭以後，我真的覺得晚上睡覺非常的踏實。在幾個半年之後，我覺得我是在慢慢的恢復吧，慢慢的體會到什麼樣才是正常人這種生活環境。」
金昭宇：「這個是我們去森林裡面採蘑菇，我們經常去採蘑菇的時候採完就現烤現吃。生一把火，把蘑菇在湖邊洗一洗，然後就拿過來，你看，這是洗乾淨的，拿個樹枝，拿個刀給它削一削就串著這個蘑菇，烤來吃。烤松茸。這是我妹妹。
「妹妹來了以後，過新年我們就開始包餃子了，恢復這個傳統。」
金昭寰：「當時去超市裡想買擀麵杖，回家自己包餃子吃，但是沒有找到。所以就在森林裡面發現了一根樹桿，然後就把它帶回家，用刀再把它削出來，這個樣子。
「我希望我以後的工作可以從事一些設計性的工作。
「這個畫的是芬蘭的國花，叫鈴鐺花。下面的這些，就是一些有關母愛主題的一些動物的這些畫面。其實裡面也有很多是因為我特別想念我的媽媽，所以我畫了一些。這個是，雖然自己是一隻很小的生命，但是它也要用它自己的方式來保護它的孩子。」
「姐姐，這條裙子是媽媽給你做的裙子嗎？」
金昭宇：「對啊！這個是媽媽給我做的裙子。」
金昭寰：「你們倆穿著一樣的衣服呢！」
金昭宇：「對啊，母女裝嘛！」
「我媽媽的藝術細胞特別的強，她會刺繡、鉤花、織毛衣。我媽媽會繡仙鶴和松樹，會繡龍和鳳還有鴛鴦。
金昭寰：「姐姐，這個大白兔的毛衣是誰給你買的？」
金昭宇：「是媽媽給我織的呀！
「還會自己設計旗袍，我從小穿的大大小小的衣服全部都是她做的。
「這張是單獨的一張媽媽穿旗袍的。」
金昭寰：「哇！好好看噢！」
大赦國際芬蘭分會成員Heli Honkasilta：「幾年前，我從雜誌上看到一條新聞，是關於這姐妹倆如何在儸瓦涅米團聚的。我當時被（她們的遭遇）嚇著了……我無法想像這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我能想像生命中揹負著這樣一段經歷有多麼艱難，但她講述的那麼有說服力，任何人都無法……那段經歷本身就把你吸引住了。」
金昭寰：「在記憶當中，我喜歡給我姐姐起一個綽號，叫女超人，但是我知道，在她的堅強背後，她有一顆非常非常脆弱的心，只不過她是不願意被這些困難去打倒的。她希望正面的去迎接和面對它。所以我看到她之後我也會覺得自己充滿了能量，應該更加的積極一些。」
金昭宇：「芬蘭北部的最大媒體和中部的最大媒體和芬蘭最大的電視台，都來採訪過，都報導過我媽媽被迫害的事情。
「芬蘭也有很多民眾自發的給我媽媽在的監獄寫信、寄卡片，要求他們釋放我媽媽。也不光是芬蘭的大赦國際在努力，還有加拿大的、西班牙的、德國的、臺灣的、美國的……很多很多地方，我都收到就是來自不同國家寄給我的這些卡片，我都發現他們都在默默地營救我媽媽。
「去年冬天的時候，我們收到（芬蘭）外交部的訊息，監獄給他們的反饋，會提前9個月給我媽媽釋放。」
金昭寰：「希望我的媽媽來能跟我住在一起，我能挽著媽媽的手，跟她一起去逛街。然後……因為這樣的記憶在我的印象當中從來都沒有過。」
2015年3月，陳真萍走出了河南新鄉女子監獄。
過去六年中沒有見過一絲陽光，她的眼睛會不時疼痛。
然而國安和610依然經常闖入她家，進行搜查。
2015年10月9日
經過艱苦的努力，陳真萍終於營救到芬蘭，姐妹倆終於和媽媽團聚。
——轉自新唐人電視台
金昭宇與妹妹金昭寰最後成功營救出被關押在中國的媽媽陳真萍。（新唐人電視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