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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爾蘭都柏林一家舒適的酒吧裡，喬治（George）輕鬆地品嚐著吉尼斯黑啤酒，他是通過投資愛爾蘭以換取居留權的中國公民。
喬治這樣的投資移民在去年大幅增長。不願透露真名的喬治在愛爾蘭投資了100萬歐元。他表示，中國不確定的經濟前景促使像他這樣的富人尋找更多的海外居住選擇。「我擔心中國的未來。」他對《金融時報》說。
《金融時報》1月8日報導，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Immigrant investor programme，IIP）在2022年大受中國富人歡迎，在截至去年9月的九個月裡，來自中國的潛在投資者人數從2021年全年的243人增加了兩倍多，達到785人。來自所有國家/地區的申請達到創紀錄的812，幾乎是2019年創下的年度紀錄的兩倍。
自該計劃於2012年啟動以來，包括香港投資者在內的中國投資者占成功申請者的90%以上，總投資額達11.8億歐元。
二十大後 中國富人更擔心被割韭菜一家總部位於愛爾蘭的基金首席執行官對《金融時報》說，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黨代會上，「關鍵詞一直是『經濟增長』。但二十大強調的是「鬥爭」。該基金專注於酒店業，喬治在該領域投資了100萬歐元。這名負責人要求不具名。
「中產階級及以上階層擔心這（二十大後的中共政策）對他們、對他們的財富、事業和家庭意味著什麼。」他補充說。
前投資銀行家、彭博社亞洲市場專欄作家任淑莉（Shuli Ren）2022年11月23日在彭博社上發表文章說，中國的億萬富翁們看到中共極端的「清零政策」和嚴厲的房地產打壓已經使政府的財政金庫變空。北京將不得不尋找其它收入來源，而「共同富裕」可能成為一個方便的工具來滿足當局日益緊迫的資金需求。
《金融時報》去年10月25日報導，二十大後，許多商業家族已啟動外逃計劃。曾與香港和中國大陸富裕家庭合作的移民律師大衛‧萊斯佩蘭斯（David Lesperance）說，「我已收到了三個超高淨值（ultra-high net worth）中國商業家族的『啟動』指示，要執行他們的逃生計劃。」
萊斯佩蘭斯說，他的許多客戶已花了數年時間準備離開中國，合法地將資金外移，並為他們的家人安排在中國境外的住所和新的公民身分。
他說，中國富人不僅擔心中共不斷提高稅賦，也越來越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近年來，許多知名商業人士都曾從公眾視野中暫時或長期消失，使得這些擔憂加劇。
投資移民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去年下半年數據顯示，2022年將有約1.3萬名高淨值人士離開大陸和香港，使中國成為僅次於俄羅斯的第二大財富和人才外流國。
清零是中國富人尋求海外居留權另一因素中共持續三年的清零政策也是中國富人尋求海外居留權的另一個因素。領先的IIP基金Bartra Wealth Advisors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詹姆斯‧哈茨霍恩（James Hartshorn）對《金融時報》說：「你絕對可以在那裡得出相關性。」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一直是中共自稱合法性的一個主要理由。但是，一直在追蹤潤學傳播的CFR研究員凱西‧黃（Kathy Huang）去年6月對《金融時報》表示，全面封鎖向許多人表明，在中國，再多的繁榮也不會勝過政治權力。
「對於許多精英來說，早在封鎖之前，移民就已經是一個可行且受歡迎的選擇。」黃對《金融時報》說，「但搜索引擎和移民諮詢公司透露出（人們移民）興趣的突然飆升告訴我們，更多的人口，很可能是中產階級，在封鎖後開始考慮它（離開中國）。」
「他們正在尋找一個長期而非暫時的解決方案，來解決他們在中國不滿意的生活。」黃說。
中國的社交媒體上討論準備出國、逃離中國的帖子越來越多。中共去年12月7日宣布取消清零政策，次日，中國民眾在微信上搜尋最多的一個詞彙是「移民」，搜尋量高達一億一千六百萬次。
中國移民「非常感謝」愛爾蘭提供的自由《金融時報》1月8日報導，哈茨霍恩說，許多國家都有提供居留權甚至護照以換取投資的計劃，但愛爾蘭IIP投資移民計劃的成功，在於該計劃將投資引導到真正需要它的經濟領域。
教育和愛爾蘭友好聲譽等其它因素也使這個講英語的歐盟成員國成為喬治等投資者的移民選擇。
喬治和同樣要求不使用真名並向同一基金投資50萬歐元的律師海倫都表示，教育是一個很大的移民動力。喬治有一個兒子在讀高中，海倫有一個兒子在愛爾蘭上大學。
自2012年以來，該計劃已有1,511名來自中國的成功申請者。
專注於酒店業的基金首席執行官表示，中國投資者來自一個沒有谷歌、沒有Facebook且新聞主要來自（中共）官方來源的國家，（他們）「非常感謝」愛爾蘭提供的自由。
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Miles Yu）去年12月18日發文說，清零政策符合中共的發展軌跡，與大躍進、文革類似，都是政治挂帥。
他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和折騰哲學。而其統治下的人民的哲學不是躺平學就是潤學。
責任編輯：葉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