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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過去三年的疫情封控，令中國經濟狀況更加惡化，很多人失去工作，一些有工作的人也面臨失業壓力。很多大陸年輕人希望通過搞副業創收、補貼家用，但是他們面對的是更大的艱辛，有人一晚僅賺五毛多錢（人民幣，下同）。
每日人物社2月25日推出系統文章第二集，採訪了十個從事副業的人。他們談了自己的心路歷程。其中28歲的銀行職員唐糖做小紅書直播，兩晚只收益一塊多錢；而深圳32歲的公務員陳宇，每天同時打四份工，一個月只多掙了三千塊錢。
連續兩晚直播，只賺了一塊多錢28歲的唐糖在銀行工作，算上年終獎，月薪才勉強過萬，還沒編制。
她說，過去一年半，她都在到處投簡歷，想跳槽但跳不出去，就業市場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她買的基金虧了兩千多元，她的先生炒股虧了二十多萬，於是她只能做副業以增加收入。
她不能接受去擺地攤、賣炒粉，所以只能在網上掙些小錢。給別人的視頻點讚，一個讚6毛錢；淘寶刷好評，五六塊一單。
她還接單畫海報，在六百多人的群裡和學生妹搶單，好不容易搶到20塊錢的單子，要凌晨趕畫，磨一週才能畫到甲方滿意。兩個月掙兩千塊，這是她掙最多的副業了。
最近直播很火，她有個學弟也在做，每天發朋友圈說自己月入十萬，她找學弟取經被收16,800元的學費，一個月工資還不夠她交學費。
她就自己摸索著在小紅書直播。新人的任務要在線35分鐘才有獎勵，她連播兩個晚上，邊DIY耳環邊嘮嗑，進進出出就兩三個人看，都是網上認識的姐妹來捧場。播了兩晚，收益1.08元，剛達到1元提現的門檻（相當於每晚僅賺0.54元）。
她把這1.08元提現到了支付寶，哭笑不得，這錢或許剛好夠交她直播用的電費。
公務員同時打四份工 一個月僅多掙三千元深圳32歲的公務員陳宇說，很多平台推出付費音頻節目，年度會員一兩百一年，他就買一個會員，聽了後整理這些內容，再用19.9元的價格倒賣出去，靠走量掙錢。
他講述，去年3月寶寶出生後，經濟壓力大了，他開始在「閒魚」上賣所有能賣的東西，其實也是賺信息差，只要有差價都能賣。
陳宇的另一份副業是錄音轉寫。他說，長一些的音頻收費貴一點，如果只有一小時，就是普通的收費。
除了公務員的收入，目前他手頭在做的三份副業加起來，一個月能多掙三四千塊。他平時都是一邊抱著手機回客戶消息，一邊陪孩子，週末也要帶小孩，根本沒有自己的時間，唯一的娛樂就是看看小說。
陳宇想，萬一有一天在體制內失業了怎麼辦？他會思考這些潛在的風險，提前去做一些準備，有副業的技能在，至少多一條路。
全職媽媽無奈去做陪診全職媽媽黃怡，36歲。無論是做全職媽媽還是做陪診師，對她來說都是無奈之下的選擇。
去年4月，她所在的私募公司突然倒閉，投研團隊就地解散，收入變成了0元。
黃怡說，這對她打擊很大，當了媽媽再找工作面臨不少的偏見。
去年年底，陪診師這個新職業頻繁出現在新聞裡。黃怡和她的先生開發了一個陪診軟件，她便成為了一名陪診師，在管理陪診平台。
黃怡說：「這兩個多月我接了8單，許多人會下單268元的半天陪診服務，我作為陪診師能拿80%的薪水，一共掙了兩千塊錢。掙得不多，所以只能作為副業，當主業是養不活自己的。」
中共防疫政策重創經濟 青年失業率攀升近三年來，隨著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持續肆虐，中國經濟放緩。而當局實施的嚴厲封控和隔離防疫措施使經濟狀況更加惡化，造成大量民眾失去工作，同時數以千萬計的年輕人在努力尋找工作，他們為越來越少的職位激烈競爭。
2022年8月，在深圳的一次就業論壇上，許多年輕的畢業生排隊與招聘人員交談。但由於可提供的工作機會太少，公司更喜歡頂尖大學的學生。
中共官方數據顯示，2022年7月份，有五分之一的城市青年處於失業狀態。這是全國勞動力失業狀況平均水平的三倍，是201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雖然沒有關於農村地區失業率的官方數字，但總部設在倫敦的諮詢公司TS Lombard的經濟學家莊博估計，農村地區的年輕求職者人數可能是城市的兩倍。
《華爾街日報》1月31日報導，中共為應對疫情而採取的全國範圍的極端封鎖措施，不僅損害經濟，還助長了青年失業率的急劇上升。以往大批民工在工廠或服務部門工作，但這兩個領域都受到清零封鎖的嚴重打擊。
在重慶豐都縣，一家賣女裝和化妝品的店主說，最近銷售額下降了一半，因為在新冠大流行期間許多消費者轉向網上購物。她說，這個地區的許多實體店已經關門。
「不僅僅是我們的商店經營不善，每個人都在掙扎中。」她說。
責任編輯：林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