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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我有幸與美國經濟學家拉弗（Arthur Laffer）會面並交談過兩次。當時我任職的信託公司聘請他擔任經濟顧問，為公司的投資人員演講授課。我們還有幸收到了他出版的經濟學著作。
當時，由於提出了獨具見解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他被部分人士視為爭議人物。拉弗假設，當稅率為零或100%時，政府不會增加任何收入，然而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存在一個稅率，可以使稅收最大化。換言之，在某一點上，一定有一個稅率水準能為政府徵收到最多的稅，而任何提高稅率的動作都會降低經濟活動，以至於徵收到的稅會越來越少，甚至接近於零。
許多人認為拉弗是個怪人，因為他的經濟理論邏輯的結論就是，到了一定程度，提高稅率會導致政府的收益遞減，因為經濟活動會受到抑制，以至於稅收減少。政府並未達到稅收收入絕對值下降的地步，然而經濟分析家們意識到，提高稅率最終帶來的稅收收入，遠遠低於最初假設的水準。
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銷售稅的稅率從5%提高到6%，當購買了200億美元的商品時，政府在前一時期將籌集10億美元（200億美元的5%等於10億美元）；在所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預計本週期內將籌集12億美元（200億美元的6%）。然而，由於人們會減少少量的支出，因此籌集到的資金將少於12億美元。隨著時間的拉長，稅率的不斷提高會導致經濟活動少於原來的水準，因為人們減少了消費，並採取了規避稅收的方法。到了某個時候，稅收變得十分繁重，以至於政府最終稅收的絕對數額會減少。
拉弗曲線的兩個終點在邏輯上是無可爭議的。爭論的焦點是曲線的形狀，即「倒U形」。請記住，這是在1980年代初討論的，當時最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收入每增加1元，所需負擔的稅賦比率）為70%。考慮到從1944年到1963年，最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超過了90%，70%實際上已經很不錯了。
在研究最高邊際稅率時，必須注意要根據通貨膨脹和總體生活水準進行適當的調整。例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高邊際稅率為91%，在20萬美元時開始生效。
有些人堅持認為，這證明應該把對所謂富人的稅賦，提高到讓他的收入達到充公的水準。然而，我們必須記住，當時20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350萬美元，而1945年的平均生活水準要低得多。當時，幾乎沒有人的工作收入相當於今天的350萬美元，那些有能力的人想出了各種辦法來規避收入被充公的風險。
1948年，門檻提高到40萬美元，並一直保持到1960年代中期時，當時美國政府將稅率下調到70%，門檻又回落到20萬美元，今天約合110萬美元。當時正值通貨大膨脹時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末，從1977年開始才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因此，這其實是社會生產力最高者，每年自動成長的結果。1960年代末到雷根時代是一系列頻繁的經濟衰退，及在經濟成長期間通膨加劇的週期。
1981年第40任美國總統雷根上台後，他著手將最高邊際稅率降至50%，同時降低徵稅門檻。這起到了刺激經濟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增稅，因為它降低了起徵點，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卻是一種減稅。經濟開始成長，頻繁的經濟衰退和高通膨時代結束了。到1987年，最高稅率降至38.5%，起徵點降至約9萬美元。
雷根執政時期，經濟平均成長率非常高。從1982年到1990年，美國的經濟成長率在3.25%到3.5%之間，這個數值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是非常出色的。雖然減稅和放鬆管制，稅收收入卻增加了。誠然，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有所上升，然而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仍然相當低。
拉弗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證實：一個稅負過重的經濟體，即使降低稅率，稅收也可能增加。因為高稅率對經濟發展而言是一種阻礙，這一點加拿大人終於開始明白了。能夠產生一美元稅收的稅率，並不總是能夠帶來一美元的稅收。
當稅率達到某一荒謬的高度時，進一步提高稅率反而可能會導致稅收減少，因為這會使經濟活動停滯不前。企業可能會因此倒閉或縮減投資，失業率激增，而政府則需要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
加拿大或許正處於這樣的境地，稅收不斷上升，而國民卻日益貧困。解決之道其實很簡單：減少稅賦、減少政府開支、廢除不合時宜的規章制度，並改革政府的財富再分配方案。這些方案從生產領域抽取財富和收入，用於政府的就業創造計畫和補貼，終結這些方案將有助於提升加拿大的繁榮。（信宇編譯）
——作者齊特龍（Tom Czitron）曾任投資組合經理，擁有四十多年的投資經驗。原文「Laffer Curve: Higher Taxes Don’t Necessarily Mean Increased Government Revenu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本文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大紀元時報》立場。◇
當時，由於提出了獨具見解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他被部分人士視為爭議人物。拉弗假設，當稅率為零或100%時，政府不會增加任何收入，然而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存在一個稅率，可以使稅收最大化。換言之，在某一點上，一定有一個稅率水準能為政府徵收到最多的稅，而任何提高稅率的動作都會降低經濟活動，以至於徵收到的稅會越來越少，甚至接近於零。
許多人認為拉弗是個怪人，因為他的經濟理論邏輯的結論就是，到了一定程度，提高稅率會導致政府的收益遞減，因為經濟活動會受到抑制，以至於稅收減少。政府並未達到稅收收入絕對值下降的地步，然而經濟分析家們意識到，提高稅率最終帶來的稅收收入，遠遠低於最初假設的水準。
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銷售稅的稅率從5%提高到6%，當購買了200億美元的商品時，政府在前一時期將籌集10億美元（200億美元的5%等於10億美元）；在所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預計本週期內將籌集12億美元（200億美元的6%）。然而，由於人們會減少少量的支出，因此籌集到的資金將少於12億美元。隨著時間的拉長，稅率的不斷提高會導致經濟活動少於原來的水準，因為人們減少了消費，並採取了規避稅收的方法。到了某個時候，稅收變得十分繁重，以至於政府最終稅收的絕對數額會減少。
拉弗曲線的兩個終點在邏輯上是無可爭議的。爭論的焦點是曲線的形狀，即「倒U形」。請記住，這是在1980年代初討論的，當時最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收入每增加1元，所需負擔的稅賦比率）為70%。考慮到從1944年到1963年，最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超過了90%，70%實際上已經很不錯了。
在研究最高邊際稅率時，必須注意要根據通貨膨脹和總體生活水準進行適當的調整。例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高邊際稅率為91%，在20萬美元時開始生效。
有些人堅持認為，這證明應該把對所謂富人的稅賦，提高到讓他的收入達到充公的水準。然而，我們必須記住，當時20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350萬美元，而1945年的平均生活水準要低得多。當時，幾乎沒有人的工作收入相當於今天的350萬美元，那些有能力的人想出了各種辦法來規避收入被充公的風險。
1948年，門檻提高到40萬美元，並一直保持到1960年代中期時，當時美國政府將稅率下調到70%，門檻又回落到20萬美元，今天約合110萬美元。當時正值通貨大膨脹時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末，從1977年開始才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因此，這其實是社會生產力最高者，每年自動成長的結果。1960年代末到雷根時代是一系列頻繁的經濟衰退，及在經濟成長期間通膨加劇的週期。
1981年第40任美國總統雷根上台後，他著手將最高邊際稅率降至50%，同時降低徵稅門檻。這起到了刺激經濟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增稅，因為它降低了起徵點，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卻是一種減稅。經濟開始成長，頻繁的經濟衰退和高通膨時代結束了。到1987年，最高稅率降至38.5%，起徵點降至約9萬美元。
雷根執政時期，經濟平均成長率非常高。從1982年到1990年，美國的經濟成長率在3.25%到3.5%之間，這個數值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是非常出色的。雖然減稅和放鬆管制，稅收收入卻增加了。誠然，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有所上升，然而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仍然相當低。
拉弗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證實：一個稅負過重的經濟體，即使降低稅率，稅收也可能增加。因為高稅率對經濟發展而言是一種阻礙，這一點加拿大人終於開始明白了。能夠產生一美元稅收的稅率，並不總是能夠帶來一美元的稅收。
當稅率達到某一荒謬的高度時，進一步提高稅率反而可能會導致稅收減少，因為這會使經濟活動停滯不前。企業可能會因此倒閉或縮減投資，失業率激增，而政府則需要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
加拿大或許正處於這樣的境地，稅收不斷上升，而國民卻日益貧困。解決之道其實很簡單：減少稅賦、減少政府開支、廢除不合時宜的規章制度，並改革政府的財富再分配方案。這些方案從生產領域抽取財富和收入，用於政府的就業創造計畫和補貼，終結這些方案將有助於提升加拿大的繁榮。（信宇編譯）
——作者齊特龍（Tom Czitron）曾任投資組合經理，擁有四十多年的投資經驗。原文「Laffer Curve: Higher Taxes Don’t Necessarily Mean Increased Government Revenu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本文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