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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亡者的禮俗由來已久，和中華傳統文化也有深入的連繫。古代周朝的喪葬之禮有「虞祭」，是在父母葬後，將其魂魄安於殯宮的儀式，行於天子和貴族之間。漢 劉熙《釋名‧釋喪制》云：「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這種為亡者安神的做法可視為今之「做七」的古制。
杜佑《通典‧禮四十七》記載：「凡虞，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指出古代依照身分而設的「虞祭」次數也有所不同：天子九次，諸侯七次，大夫五次，士三次。當時的諸侯之喪「七虞」是以十二日完成，並非現今「做七」的四十九天。
為何「做七」？
那麼後人為什麼「做七」呢？以下我們分別從易理和佛、道的思想中去探索。
一、天行之道
從天地之理來說，古來就重視「七」這個數，我們看《周易》〈復〉卦中有此一說：「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七日一循環，有利於行動而且能有所作為。
《彖傳》解說以七為循環週期是天行之道：「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王弼注說陽氣的循環以七天為週期：「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
明朝田藝衡的《春雨逸響》說，人的魂魄在生時七日聚，在死後七日散：「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合祭眾神的祭祀），人之初死以七日為忌。一臘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消除）矣。」
七日的循環週期是天行之道，表現在個體生命的生聚與死散的週期也是在這個理數之中。由此看來，「做七」的「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正應合了天行之道。
二、來自佛教說法
南北朝時，佛、道的儀式漸漸普及民間。「做七」的習俗已有千餘年。《北史‧外戚傳》記載北魏外戚胡國珍（胡太后之父）去世後，孝明帝在七七日中的各個七日都為他設千僧齋，並度七人出家為僧。
佛教認為眾生除了大善大惡之外，中下品者將帶著善惡業在六道中輪迴，初亡時的靈魂有「中有身」或「中陰身」，是死後到轉生前的生命形態，等待著轉生機緣，由生前的善惡餘業來決定。而在其死後到投生之際，親屬能以行善來追助亡人，所以佛教極重視七七四十九日的齋祭行善以得福的機會。
《地藏經‧利益存亡品第七》云：假如能替亡者在死後七七四十九天內做種種善事，能令其脫離地獄、餓鬼、畜生的惡道，得投生人道，甚或升天上去享受安樂，而為他設福修德的在生眷屬，利益也無量的大。（原文：「若能更為身死之後，七七日內，廣造眾善，能使是諸眾生永離惡趣，得生人天，受勝妙樂。現在眷屬，利益無量。」）
就是說，在亡者死後七七日內，能為亡者廣造眾善，能幫助亡者由逆境轉到善境，這是佛教「做七」的思想。
《地藏經‧利益存亡品第七》還說，在世的人為剛剛去世的父母或眷屬辦齋供養三寶，真心誠意的奉獻佛僧，可使死者在七分功德之中得到一分，同時自己也會因而獲益。（原文：如精勤護淨奉獻佛僧，是命終人，七分獲一。是故長者，閻浮眾生，若能為其父母乃至眷屬，命終之後，設齋供養，志心勤懇，如是之人，存亡獲利。）
三、來自道教說法
北魏時，道士寇謙之所傳之道盛行。道家煉丹拜斗（拜北斗星），做滿七七四十九日完結。民間推衍其法用於喪葬送終的習俗，而有七七「做七」的作法。（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二）
南朝時著名道士陸修靜蒐集道經進行分類，又編撰了不少齋戒、科儀（道教的法事祭禮儀式）的典籍，展現了對齋儀與齋功的重視。他認為齋儀（祀神儀式）可以檢束身、口、心「三業」，防止人犯罪，而且齋儀能祈神賜福，誠敬則能感動天地，從而招來群神，解除累世之罪，消災解難。
禮器象徵中華文化對祭祀禮儀的重視。圖為清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之「孔廟禮器圖」。（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做七」的功德
南北朝時代末期（或隋唐時）的《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卷》（簡稱《業報經》，共十卷，撰人不詳）第八卷的《生神品第十九》記載了「做七」的功德最大！
《生神品第十九》說：當一個人的生命即將結束時……在其臨終之際，替其發願懺悔，施捨衣物、臥具及所有財物，受戒及懺悔，可獲得不可思議的功德。從逝世的第一天起至第七天期間，可進行造經造像、設齋賑濟、誦經懺悔、燒香點燈、放生贖命、救濟貧困等活動，日夜不輟，開度亡者，讓其能夠生天（投生天界）。
為什麼呢？因為在人死後的七天內，諸天童子、四司五帝及三界官人都齊來視察，審判死者的罪與福，並奏報天官。
太上道君將派出七位神童再行檢查，斷定其善惡，決定其轉生去處。善者即入天界，並福祐子孫……惡者即受罪殃，活人也會受累，疾病坎坷，凡事不利。因此，頭七之內開度最是緊急。之後，每逢七日，神童會帶領亡者魂魄回家，再考查其罪福。
七七後，五天中將軍會來攝取其魂，九土使者會來取其魄，將軍希望其上天堂，使者希望其入地獄；每五天審查一次罪與福，福多者生天（投生天界），罪多者入地獄。善惡兩神每十天來審查其善惡一次，判定其罪福。因此，家中有亡者，自初亡、一七、二七直至七七、百日，家中親眷應當替其開度，使其今生之善行，能得到安樂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