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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一生都被稱作「放翁」。後人覺得這是風雅，可事實上，當年這卻是政敵羞辱他的稱呼。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陸游不僅沒有反駁，反而欣然接受，把這個名號用了一輩子。
這頂帽子，是在巴蜀的山水間扣下的。而那幾年，恰恰是陸游一生最跌宕、也最難忘的歲月。
前半生幾起幾落
陸游（西元1125~1210年），字務觀，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生在北宋傾覆的前夜，襁褓中便隨家人南逃，國恥家難，是他一生抹不去的底色。長大後，他只認一個志向：恢復中原。可這條路走得極苦——年輕時應試，本該名列第一，卻因排在主和派權臣秦檜的孫子之前，又「喜論恢復」，硬被秦檜黜落；好不容易等到孝宗即位、起用主戰之臣，他又因力主張浚北伐，被扣上「結交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罷了官。一個一心報國的人，前半生竟在主和派的排擠裡蹉跎，幾起幾落。
乾道六年（1170年），閒居數年的陸游，被起用為夔州（今重慶奉節）通判。46歲的他，攜家溯長江而上，一路走了五個多月才到任，沿途的山川風物、古蹟見聞，都被他細細記在了那本《入蜀記》裡。夔州地處偏遠，通判也是個無甚實權的閒官，這趟入蜀，表面看更像一次變相的貶謫；可誰也沒有想到，巴蜀這片土地，將為他打開一生中最壯闊的一頁。
突來轉機 軍旅生活
轉機來得突然。乾道八年（1172年），主戰派大將王炎以四川宣撫使的身分，駐節南鄭（今陝西漢中），那裡正是宋金對峙的西北前線。王炎久聞陸游之名，聘他入幕，任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接到聘書，陸游幾乎是匹馬單身、風塵僕僕的奔赴前線去的。
那是他這輩子離夢想最近的一次。在南鄭的八個多月裡，陸游第一次過上了真正的軍旅生活：身披鐵甲，跨馬佩劍，在岐山、渭水之間奔走，調查地形，刺探敵情。他與王炎一同籌劃進兵長安、收復關中的大計，還曾親涉前線，強渡渭水，與金兵在大散關一帶遭遇交鋒。據他日後的詩篇追述，那段日子裡他還曾在荒灘上挽弓射虎，在軍中縱酒高歌，意氣之盛，一時無兩。
也正是這段戎馬生涯，澈底改變了他的詩。此前他的筆下，
還多是雕琢辭藻的工巧之作；南鄭歸來，詩裡忽然有了金戈鐵馬，有了萬里關河，風格一變而為豪放壯闊。後人把他一生的詩分作三期，這軍旅前後的中年，正是詩風脫胎換骨、走向成熟的關鍵一期——他作為一代愛國詩人的面目，可以說，就是在巴蜀的烽煙裡定型的。
在南鄭的八個多月裡，陸游第一次過上了真正的軍旅生活：身披鐵甲，跨馬佩劍，在岐山、渭水之間奔走，他與王炎一同籌劃進兵長安、收復關中的大計。示意圖。（大紀元製圖）回到文書案牘間
可惜，好景太短。就在這年秋天，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隨之解散，那個進兵長安的計畫，也跟著煙消雲散。陸游被改調成都，從刀光劍影的前線，一下子跌回了無所事事的後方。一身的本事、滿腔的熱血，又一次無處安放。
此後幾年，陸游在蜀中輾轉：先後做過蜀州通判，又代理過嘉州、榮州的政務，都是些不得施展的閒散差使。一個一心要上陣殺敵的人，如今困在文書案牘之間，眼看歲月一天天空過，那份鬱悶可想而知。他比誰都清楚，自己等的那一天，恐怕是越來越遠了。
淳熙二年（1175年），老友范成大以四川制置使的身分鎮蜀，聘陸游為成都路安撫司參議官。范成大和陸游同為南宋四大詩人之一，與陸游年歲相近，又是多年的詩文之交，兩人共事，便不大講究官場上那套上下尊卑的繁文縟節，公務之餘，常以詩文相酬唱。范成大愛重陸游的才華，待他亦師亦友；可在旁人眼裡，這位參議官未免太不安分了。再加上抱負長久無從伸展、功名一再蹉跎，陸游索性把一腔苦悶都付與杯酒，言行間多了幾分放浪不羈。
明 停雲館法帖（第七冊），宋 陸游《與明遠帖》，行草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公共領域）狂放不羈 引人非議
這份不羈，很快招來了非議。同僚們看不慣他「不拘禮法、恃酒頹放」的做派，紛紛上書攻訐。淳熙三年（1176年），陸游終於因「燕飲頹放」的罪名被彈劾，罷去官職，改授一個有名無實的奉祠閒銜。一個想為國家流血的人，最後竟以「喝酒誤事」的名目被趕下臺，這其中的荒誕與委屈，旁人未必體會得到。
換了旁人，受了這等委屈，或要上書自辯，或要忍氣吞聲。陸游卻偏不。他乾脆把政敵罵他的那個「放」字，認作了自己的名號——自號「放翁」。
這一「認」，意味深長。「頹放」、「狂放」本是貶人的話，說他散漫、不成體統；陸游卻反客為主，把這個「放」字從汙衊變成了自任：你們說我放，好，我便是這放浪形骸、誰也管束不住的老翁。這名號裡，沒有半分認錯服軟的意思，倒滿是「我自巋然」的倔強——一個報國無門的人，用一種近乎自嘲的方式，把朝廷加給他的羞辱，硬生生扛成了一面旗。那看似頹唐的外表底下，跳動的依舊是那顆「心在天山」的心。
後來他把自己這些年在蜀地寫下的詩，結集命名為《劍南詩稿》——劍南，正是蜀地的古稱。一個別號，一部詩稿，他把巴蜀這段悲欣交集的歲月，永遠刻進了自己的名字裡。
淳熙五年（1178年），朝廷召陸游東歸，他這才結束了在巴蜀盤桓的八、九年光陰。離開時，他帶走的不只是滿箱詩稿，還有一個將伴隨終身的名號，和一段再也回不去的軍營舊夢。
那夢，他一生都沒有醒。回到江南後，每逢風雪之夜、孤燈之下，他總會夢回那條西北前線。淳熙十三年（1186年），閒居山陰的陸游揮筆寫下《書憤》，開頭便是「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瓜洲、大散關，一東一西，正是他當年親歷的抗金舊地。大散關頭那一陣秋風，從南鄭一直吹到了他的暮年，吹了十幾年也不曾停。同一首詩裡，他又痛嘆「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當年自比萬里長城的少年壯志，到頭來只換得鏡中的滿頭白髮。
其實何止一首《書憤》。回到山陰之後漫長的歲月裡，南鄭那短短半年，成了他取之不盡的詩源。他寫下大量記夢的詩，夢裡一次次重披戎裝、馳騁關河，醒來卻只剩空蕩蕩的四壁與一身霜鬢。一個人把一生中最短的一段經歷，反反覆覆咀嚼了三、四十年，足見那半年在他心裡的分量——那不是一段履歷，而是他這輩子唯一一次真正觸到了夢想的邊。也正因如此，後人讀陸游，總說他的詩裡有一股旁人少有的英雄氣；這股氣，正是巴蜀的烽煙與失意，一同熔鑄出來的。
我們今天叫他「陸放翁」，叫得順口，卻未必想得起這名號的來歷。它不是一個閒人對閒適的得意自詡，而是一個壯志難酬的人，在被推開、被冷落之後，留給自己的一點倔強。所謂「放」，放的從來不是家國之志——他至死都記著「王師北定中原日」；放的，是那些束縛他、辜負他的繁文與冷眼。
巴蜀的山水，給過他八、九年最熱的夢和最深的痛。他在那裡離夢想最近，也在那裡被傷得最重；他丟掉了官職，卻撿回了一個響徹八百年的名號。一個被罵作「頹放」的人，最終成了中國詩史上最不肯放下家國的那一個——這大概就是「放翁」二字裡，最深的一層回甘。（參考資料：《劍南詩稿》）◇
